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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俄三方会晤落地深圳:特朗普、普京与习近平能谈成什么

11月19日,中美俄三国元首将首次举行三方会晤,华盛顿把核武器问题放在议程首位,但官员们已提前表示不会达成协议。本文梳理三方各自的诉求、专家的分歧,以及会晤之后值得关注的时间节点。

中美俄三方会晤落地深圳:特朗普、普京与习近平能谈成什么
图片: Sparktour /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4.0

11月13日周五晚间,白宫发言人奥利维娅·威尔斯在与记者的电话会上证实了克里姆林宫数周来一直在释放的消息:“特朗普总统将以一场三方会晤结束此次访华行程。”11月19日周四,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坐到同一张桌前。这将是中美俄三方会晤首次在元首层面举行。14日周六,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塔斯社表示:“已经商定于19日举行三方会晤。”

峰会尚未开场,各方就已把预期压得很低,这并不多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对记者说:“我们预计不会达成任何协议。”他把这次会晤称为“一场有望在今后取得成效的对话的开端”。乔治·梅森大学荣休教授、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马克·卡茨说得更直白:“这主要是给三位领导人各自提供一个拍照机会。”

但这张合影本身就有分量。三国政府掌握着世界上大部分核武器;它们以不同方式牵涉乌克兰和伊朗两场战争;中美之间的关税休战将于明年1月到期。三位领导人两两之间已会面数十次,三人同桌却是头一回。

为何中美俄三方会晤此时登场

白宫先亮出了核心议题。威尔斯说:“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将在其他议题之外讨论削减世界上的核武器,特朗普总统认为核扩散非常危险。”一位高级官员补充说,伊朗问题也会谈到,但乌克兰问题不会:“中国其实不在那条轨道上,所以在那里讨论乌克兰似乎并不合适。”

时机并非偶然。半个多世纪以来,美俄核武库首次不受任何条约约束。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已于2026年2月到期。莫斯科曾提议延长一年,特朗普予以拒绝,要求达成一份把中国纳入其中的“全新的、改进的、现代化的”协议。他在1月对《纽约时报》说:“到期就到期吧,我们会达成一份更好的协议。”深圳将是他第一次同时向另外两位领导人当面提出这一设想。

这次会晤是密集外交的一年的收官之笔。今年5月,特朗普和普京先后访问北京;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News)统计,习近平与普京自2013年以来会面超过40次;特朗普与普京会面七次,最近一次是2025年8月在阿拉斯加;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八次。

没有上限的核世界

数字既解释了华盛顿的急迫,也解释了北京的保留。美国官员援引的五角大楼估计显示,美俄各拥有5000枚以上核弹头,中国则超过600枚。据《今日军控》(Arms Control Today)报道,美俄各自部署约1800枚战略核弹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6月8日发布的年鉴估计,截至2026年1月,中国约有620枚核弹头,是全球核武库扩张最快的国家,并已在三处大型发射井基地装填了数百枚导弹。SIPRI同时指出,俄美两国合计仍持有全球库存核弹头的约83%。

整个核秩序也在松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5月22日闭幕,未能通过成果文件,这已是连续第三次。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宣布已下令增加法国核弹头数量,并将不再公开核武库规模。SIPRI准高级研究员、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项目主任汉斯·克里斯滕森说:“各国求助于核手段,正在制造新的风险,助长军备竞赛。”SIPRI所长卡里姆·哈加格则把《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迟迟没有后续协议,列为削弱《不扩散条约》合法性的因素之一。

这是坐下来谈的理由。不宜期望过高的理由在于:三国在谁该上桌、该把什么算进去这些根本问题上都存在分歧。

北京为何一再说“不”

中方的公开立场没有变化。外交部10月表示,在现阶段要求中国参加所谓三边核裁军谈判,“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更不现实”。其逻辑在于数字对比:中国核武库约为美国或俄罗斯的八分之一,北京认为不应与美俄同等受限。

双方对同一场会谈的不同表述,清楚地显示出分歧。9月习近平访美后,白宫通报称“总统倡导举行三边军控谈判”;而《今日军控》注意到,中方通报“完全没有提及军控”。本月情况再次重演。美国国务院称,国务卿鲁比奥与中国外长王毅“一致认为领导人层面开展有意义对话的重要性,以推进和平与无核化等目标,包括在任何可能与俄罗斯举行的三方领导人会晤中”。中方对同一次通话的表述是“积极、建设性”,对上述两点均未提及。11月10日被问及三方会晤时,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只表示,中方“正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

中国学者对会晤的意义看法不一。据《外交学者》(The Diplomat)报道,解放军退役军官周波认为,三方形式充其量能促成一个相互通报导弹发射的机制。南京大学朱锋则认为三方会谈分散了注意力,真正要紧的是中美如何管控分歧。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最为乐观。他在10月为《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撰文称,这次会晤“不是G3”,而是“一个开放的、以议题为导向、聚焦危机管理的沟通机制”,同时也提醒“不应对前景过于乐观”。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外交政策教授Hoo Tiang Boon认为,北京仅仅是充当东道主就要付出代价:他对NBC表示,一场封闭的三大国会晤与中国在APEC等场合倡导的多边主义相“抵触”。美方官员则毫不掩饰,一位官员说:“我们确实认为,现在是中国站出来、进行成年人之间关于严肃事务的对话的时候了。”

周波提出的这一有限设想,或许是最现实的交汇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今日军控》转述,美国国务院官员今年至少三次在“五核国”机制框架下与中方会面,并要求中方对弹道导弹试射作更多提前通报。这离一份条约还很远,却是那种能在峰会之后存续下来的安排。

莫斯科想要什么

对俄罗斯而言,形式本身就是收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正是普京在10月9日与特朗普通话时提议举行三方会晤,希望借此推动乌克兰问题朝有利于莫斯科的方向解决。10月1日,他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表示,俄方“赞成”举行三方峰会,前提是议程清楚。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的说法是:“主要问题在于会晤的实质内容如何确定,以及我们能期待什么结果。”

莫斯科记者、政治分析人士亚历山大·布拉捷尔斯基对半岛电视台说,普京只要坐在那张桌前,就是“平等者中的第一人”。“会晤本身就是成功,”他说,“普京可以拿它在国内做文章。”曾在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任分析员的戴维·艾布拉姆森和欧洲政策分析中心(CEPA)的叶夫根尼·罗辛从相反立场得出了相似结论:这次会晤“很可能无足轻重”,但普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他长期追求的、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认可”。

俄方官员时而搬出宏大的历史类比,时而又与之保持距离。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彼得·托尔斯泰曾谈到通往“新雅尔塔”的道路;佩斯科夫则否认这一类比,称会晤“极其重要”,并强调会上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能强加给其他国家。

在军控问题上,莫斯科的立场与华盛顿并不一致。佩斯科夫1月表示,重新制定战略武器限制“而不考虑法国和英国的核武库,同样显得不可行”,并称俄方“尊重中国的立场”,即中方认为没有必要加入。换言之,俄罗斯原则上支持更广泛的谈判,却不打算向最重要的伙伴施压。

乌克兰即便不在议程上,也会出现在会场里。普京外事助理乌沙科夫11月12日对俄官方媒体表示,在深圳“我们将继续讨论与解决问题相关的全部议题”。乌克兰外长瑟比哈说,这次峰会只会“鼓励普京继续这场战争”。本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美国谈判代表曾提出让乌克兰放弃顿巴斯以换取加入北约的设想。10月30日在北京会见习近平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说,据习近平表示,三位领导人会见面,但不是为了谈乌克兰;那是一场欧洲冲突,欧洲人必须坐到桌前。

特朗普的算盘:伊朗、贸易与国内处境

比起核弹头数量,特朗普手头还有更紧迫的难题。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日对伊朗开战。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大规模空袭虽已停止,但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100多天,而战前中国约三分之一的原油进口经由这里。卡塔尔斡旋的谈判陷入停滞;本周海湾国家还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责成伊朗为其袭击作出赔偿。鲁比奥把底线说得很清楚:“胜利意味着[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卡茨怀疑另外两方会出手相助:“我不认为普京或习近平会愿意对伊朗施加任何压力。”

国内背景也已改变。在11月3日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赢得国会两院控制权。伦敦大学城市圣乔治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英德吉特·帕马尔说:“中期选举之后,国内政治对一场外交‘胜利’的需求是实实在在的。国内受众和他日渐流失的MAGA基本盘,至少与外交受众同样重要。”布拉捷尔斯基则从莫斯科的角度看到机会:“我们应当考虑到,选举之后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弱势得多的美国领导人。”

贸易是潜台词。习近平9月访美期间,双方把关税休战延长至2027年1月10日;据中方说法,双方还就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对等降税达成安排,并启动人工智能对话。出口管制、台湾和关键矿产问题仍悬而未决。美国财长贝森特当时说:“我不知道能否达成更大的协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甘思德(Scott Kennedy)当时预言:“这其中大部分将是一场表演。”美方官员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在深圳讨论,“我们不就美国出口管制进行谈判”,而围绕英伟达的风波“不应对此行产生任何影响”。

因此,哈德逊研究所的卢克·科菲预计,这场会晤“与其说是三边会晤,不如说是双边会晤”。特朗普当天还将与习近平单独举行工作午餐,而不会与普京举行一对一会谈。

门外的盟友

让美国盟友担心的,与其说是深圳会签下什么,不如说是那张合影传递的信号。帕马尔把单独举行的三大国会晤称为“与1945年以来模式的明显决裂”,是向“个人化的大国外交”的转变。但他也认为,对正式“G3”的担忧“可以理解,但从制度层面看被夸大了”。在他看来,真正的风险在于,几乎不与他国协商就达成的大国交易会变得常态化。

CEPA的两位作者观点相近:一场收获寥寥的会晤,仍可能因“世界如何解读它”而产生影响。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西蒙·梅邦预计会有“相当抢眼的合影,以及特朗普大量夸张的言辞”,并认为三方“无论合力还是单独行动,都无法结束伊朗或乌克兰的冲突”。前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现任职于CSIS的埃德加德·卡根对NBC表示,对普京来说,关键在于“表明他愿意与总统和习主席对话”。

情景推演:深圳之后

按官员们自己的说法,最可能的结果是一场没有文本的对话:气氛友好,三方各发通报,并同意保持沟通。卡茨和梅邦都不指望更多。卡根曾表示,哪怕发表一份关于无核化的联合声明,他也会感到意外。

较好的结果是程序性的而非历史性的:建立一个核风险工作层级渠道,或周波所说的那种导弹发射通报安排。这样特朗普可以宣称迈出了第一步,习近平无需接受对核武库的限制,普京也能坐上主桌。王文称这次会晤“只是漫长旅程的起点”。

较坏的结果是会晤之后各方立场更趋强硬。如果北京再次公开拒绝三边军控,华盛顿对“更好协议”的追求将落得既无条约、也无谈判。如果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事持续之际把深圳会晤包装成大国背书,基辅和欧洲各国首都对峰会的解读会与瑟比哈如出一辙。而如果谈了伊朗问题,俄中却毫无松动,议程上最紧迫的危机将原地踏步。

第一道检验就在11月19日会晤结束后的几小时内:中方官方通报是否出现“核”字,三方通报是否都提到某种后续机制。接下来要看定于11月举行的中美人工智能对话;12月14日至15日在特朗普旗下迈阿密多拉尔度假村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届时普京和习近平是否到场;以及2027年1月10日中美关税休战到期。明年6月SIPRI发布新一期年鉴时,将揭示中国核武库在此期间是否继续增长。

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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